邱会作次子邱承光：我的一九七一年
我的一九七一年
程 光
施工“老虎洞”
1971年的元旦甫过，部队中请假的干部便络绎不绝，他们纷纷渴望回家与家人共度春节。然而，获得批准的寥寥无几。原因在于，一二四师肩负着甲种战备值班师的使命，规定休假干部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三。我并未对此多加思索，因为在我踏入部队之际，父亲便有言在先，要将春节及其他节日的休假机会让予他人。彼时，我担任三七〇团三营八连的指导员，连长因外出学习而离职，我亦不便擅自离岗。多年来，我在部队的岁月里，春节从未能回家团聚。
自去年起，我们在“支左”任务中便融入了国防施工的元素。我们团负责的“七〇五工程”位于广州白云山脚下，此处曾是军区战时的指挥中心，历经多年建设，略显陈旧，现正面临扩建。工程性质极为机密，尽管任务紧迫繁重，却仅允许部队参与施工。施工过程中，士兵们辛勤劳作，即便在周末也无法得到休息。军区首长时常亲临现场，督促并检查工程进度。
春节的余韵尚未消散，我们的连队便接到了新的指令，要求我们前往“七〇五工程”附近一处名为“老虎洞”的地点执行任务。任务内容是为一座新建成的独立住宅外围搭建铁丝网。这栋住宅是一处平房，占地面积约六七百平方米。它背倚着白云山，后方仅几米之遥便是险峻的八十度山体斜坡。住宅前方设有一个小院，其墙体呈现出青灰色，若非近距离观察，几乎难以察觉。
搭建铁丝网本是工兵的专责，却意外落在了我们步兵连的肩上。面对工具稀缺、经验与技艺不足的困境，幸而任务长度有限，仅约四百米。我们边操作边学习，逐步掌握了技巧。
任务告一段落，团部遂指示连队在此地持续开展防空隐蔽工程的建设，并肩负起警卫职责。所谓“防空隐蔽”，即是在那座建筑物周围及庭院内植树种草，以此营造出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相融合的景象，使从远处或是背后山脉观察时，难以被发现。
我负责统筹施工，同时还要负责安保，于是仔细地围绕着房子进行观察，心中不禁涌起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栋房子虽然仅为一层，却比寻常住宅高出不少。它那宽敞的双层玻璃窗、长长的走廊，以及厚实且严密的房门，与广东地区的建筑风格迥异。经过一番思索，我猜想这栋房子或许类似于北京西山某位军队领导的住所。再仔细端详一番，我竟发现它与北京毛家湾林彪的居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全团上下正全力以赴投入“七〇五工程”的紧张施工中，而我却在这里负责绿化和警卫工作，显得过于清闲，内心不禁有所不甘。团政委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便找我进行了谈话。他解释说，这座房屋是军委主要领导莅临广州时的居所，因此需要一位忠诚可靠的人来承担这项任务。经过团里反复权衡，最终决定由你担任。
初春三月，随着室外绿化工程的推进，室内布置也紧锣密鼓地展开。军分区一位管理科长率领一群人员入驻院落中的侧屋，其中包括炊事员、服务员、后勤人员以及园艺工。这几位女服务员显然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高层领导服务的，每当需要搬运重物时，他们总是指派我调派战士协助。虽然帮忙并非难事，但战士们回来说，搬运物品的地点经常变动，指挥者动作频繁且态度严厉，导致战士们不仅身体疲惫，还常遭受责骂。战士们每天与泥土为伍，工作结束时身上沾满泥土，而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仅限于厨房外的一个小棚子，人一多就使得地面湿滑不堪。他们因此对战士们抱怨不止，时常引发争执。战士们虽对那位科长有所忌惮，我却毫不畏惧，坚决不允许他责骂战士。他愤怒地质问我，一个区区连队指导员竟敢干扰我们的工作？我毫不示弱地回应，若你敢轻视我的战士，我将不再允许他们为你效力。他连声道歉，表示要向上级反映，威胁要对我进行处分。
“那就不用你费心了，快些离开吧，别打扰到我们工作！”话音刚落，一辆接一辆的车队驶入，那正是军区首长们的座驾。
“就是他！”
我被引入餐厅，此处已布置了两桌丰盛的酒席。吴法宪正端坐于主桌之主位，而丁盛司令员、刘兴元政委等军区的高级将领则环绕其旁，亲切地向我示意。我遂与吴仲秋迅速在次桌的空缺座位上落座。
在餐桌上，他们言谈之间透露，这座房屋是为林副主席所建，因其过往居所已破败不堪，不再适宜居住。从吴法宪的语气中，可以察觉到林彪与叶群对此事全然不知，军委办事组亦事先未曾得知。原来，是军区领导要求吴法宪汇报此事，并邀请林总在天凉之际前来冬休。吴法宪回应，他自会转达这一消息，然而林总是否会前来，他本人却无法预料。林总坚决反对为其修建专用居所，他习惯在外地继续居住于旧地。
军区领导对此表示不认同，他们认为正在建设中的另一项新工程将是一座更宏伟、更宽敞的住所。吴法宪似乎对此一无所知，因为军区首长强调，这工程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亲自指派的，并透露“那个人”将在国庆节之后入住，汪主任也计划不久后亲自视察。吴法宪回应道，“那个人”的相关事宜完全听从汪主任的安排，只要他有所指示，便照办不误。
自那日之后，科长对待我不仅态度和善，更是特意为我打开了位于房屋后侧，仅供工作人员使用的卫生间，供劳作一整天的战士们得以洗漱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连队很快接到了新的任务。
国庆节前竣工的“保密”工程
肩负重任，投身于位于白云山脚、磨刀湖畔的全新“国防”建设项目。该区域早已全面启动建设，占地规模逾千亩，周边已划设为“军事禁区”。目前已动工的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，区域内分布着多栋独立而又相互连通的别墅。施工队伍由一个工兵团、我团的一个步兵连、汽车运输部队以及多支外地专业施工队伍共同组成。
磨刀湖，一座历史悠久的水库，其周遭绿意盎然，景色宜人。在这白云山的映照下，湖面显得分外宁静与秀美，但宽广的湖面似乎略显孤寂。舟桥营巧妙地搭建了一座浮桥，直通湖心，借助汽车运送的大石块，试图营造出一片看似“天然”的小岛，为湖光山色增添一抹点缀。然而，浮桥狭窄，仅能容下一辆车到达桥端倾倒石块后撤离，第二辆车方能驶入，因此施工效率受到了不小的制约。为了加快工程进度，夜晚灯火辉煌，团领导常常站在浮桥入口，指挥调度，督战施工。
我们的使命是构筑铁丝网，而此处地形比老虎洞区域更为险峻，线路的长度也增加了数十倍。战士们必须背负着超过一百斤的水泥桩、每捆两百斤的铁丝蒺藜，跋涉于无路的山林。架设线路的过程要求极为精细，铁丝网必须紧随地形的起伏，穿梭于密林之间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方留下超过二十公分的缝隙（以防有人穿越），也不能靠近树木两米之内（以免有人攀爬树木跃过），因此，柱桩的密度是平时的两倍。固定柱桩的基坑，有的甚至是在地表的浮土之下、砂石之上的山坡上一点点挖掘出来的。为了按时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，连队成员们清晨便登山，直到夜幕低垂才返回营地。我和战士们常常浑身泥泞，膝盖淤青，手脚上总是留下被铁蒺藜刺伤的痕迹。
“在这片土地上，任何疏忽都绝不允许存在。一旦遗漏了排水孔，倘若挡土墙不幸倒塌，那便是对毛主席最深的背叛，也将铸成无法弥补的罪孽！”
在那个高呼“三忠于、四无限”的岁月里，工作失误一旦发生，便常被轻率地归咎于“对毛主席的不忠”，这种说法几乎成了日常的口头禅。然而，我发现那位领导的言辞似乎有着更为明确的指向。领导离去之后，我不禁向那位熟悉我的技术员监工询问，为何他会对我和战士们进行如此严厉的指责。这位技术员与我相识，似乎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，知晓我有“背景”。当我提出疑问时，他显得有些惊讶，随即指向天空中的太阳。见我依旧困惑不解，他又指向我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，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，确认四周无人后，才迅速收回了手。我早已知道汪东兴曾亲自前来视察，因此心知肚明，不敢轻易流露心声。
工程进度紧凑，我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，每日工作时长超过十小时。破晓时分便起身，直至夜幕低垂才得归家，汗湿的衣衫来不及清洗，只能任其随风晾晒，次日衣物上便覆盖了一层灰白的盐霜。大家默默承受着压力，全力以赴。领导多次强调，务必在国庆节前完成工程，时间紧迫，丝毫不能有闪失。
建筑群迅速勾勒出其宏伟的轮廓，背后倚靠青山，面朝碧水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壮阔景致，老虎洞一带的景色更是难以望其项背。与此相较，老虎洞附近的住所甚至难以与这里工作人员的居住环境相提并论。似乎有人已洞察了这群新建筑的功能所在，却仍保守秘密，不敢轻率透露。这便是后来被命名为南湖宾馆的地方，它是专门为毛泽东同志精心设计建造的私人住所。
父亲到广州
初夏五月，团部的值班室传来了消息，指示我前往广州大沙头的一个指定地点，那里有人等待。循着地址抵达后，我发现那是一所国宾馆。父亲的刘秘书已在门口等候，他告知我，他们正陪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进行为期几天的访问。我随即拨通团部电话，申请了一天假期，团长表示，便请陪护父亲，待他离开后再行归队。
在酒店中，我有幸邂逅了正在漫步的黎笋同志。当我与中联部长耿飚将军相遇，我向他行以军礼，并问候道：“耿伯您好。”原来，我与耿将军的儿子耿志远同是清华大学的校友。他微微一愣，随即笑着说道，我身着军装，他几乎未能认出我。我回忆起上次见面，还是与几位清华同窗一同前往耿伯家中对弈围棋，我们因赖棋而被耿伯抓了个正着。
在早餐时分，秘书告知：“从化温泉的滕代远先生来电，表示希望前往广州拜访首长。”父亲打断了他的话语，坚定地回应：“绝不能让滕老先生特地来看我，这成何体统！我应当亲自拜访他，还有富春同志，我都得亲自上门拜访。待我这边的事务处理完毕后，便立即安排。”午时，秘书再次汇报，从化的朱德委员长来电，希望能见到黎笋同志。父亲沉思片刻后，对秘书吩咐道，需要一通北京的长途电话，与总理联系。
数年后，父亲向我透露，周恩来曾对他指出：老同志外调是主席的指示，主席对朱德同志的严肃批评并非首次。朱德同志欲见黎笋，应以何种身份？委员长？是否公开报道？若不公开，外宾将作何感想？我们理应遵从主席的安排，难道你还要因此事去打扰主席吗？
父亲原本计划前往从化探望李富春、滕代远及陈奇涵等资深同志，然而鉴于担心偶遇朱老总而陷入尴尬，最终决定取消此行。他指示军区后勤部门代为准备几份水果，以示对老同志们的关怀与慰问。同时，他还叮嘱广州军区的领导们，务必妥善照料好这些尊敬的前辈。
临别广州之际，丁盛仅与父亲进行了一次会面，且独自前往。两人闭门密谈许久。目送丁盛离去后，父亲低声嘟囔：“这司令官啊司令官……”我不解其为何将“司令员”称作“司令官”，便询问是否发生了何事。父亲却沉默不语。
他们曾谈及此事，直至我父亲晚年方才向我道明。他郑重地告诫丁盛：“江青近期途经海南岛时曾短暂停留广州。从她的话语中，我能感受到她对广州军区，乃至对你这位司令官的浓厚兴趣。务必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否则你将自食其果。在她需要你时，她将把你捧至极高的位置，即便如此，她若弃你如敝履，也会将你贬至无底深渊，那时你或许连自己是如何丧命的都无从知晓。”丁盛遂请教如何防范江青，父亲答道：“最稳妥的做法是避免与她有过多的接触，尤其要避免单独相处。当然，在表面上，对于一些礼节性的场合，还是需要有所表现。江青喜听奉承之词，你不妨在必要时对她赞誉几句，她便会茫然无知，从而忽视了你的防范之心。”
父亲即将启程返回北京，迎接他的是一架三叉戟型号的专用飞机，这架飞机是由我国空军特别调派的。我国早已计划从英国引进此类飞机，却未能如愿，于是转而委托巴基斯坦先行引进，再由其转手交予我国。我国领导人的专机，采用的是苏制伊尔十八型号，飞往北京需耗时三个小时，而三叉戟飞机仅需两个小时即可抵达。
在起飞前夕，值班空军干部前来通报，表示因张云逸将军在从化休养期间突发疾病，需紧急返回北京接受检查，故航班不得不推迟起飞。父亲闻言，便说：“若非你及时告知，我定会确保张老享有最舒适的舱位。”稍作等待后，父亲得知张云逸将军已被紧急用担架抬上飞机，便急忙赶往现场。送行之际，刘兴元叮嘱众人不要打扰，自行在舷梯下静候。随后，他与父亲一同登机。不久，刘兴元返回，飞机随即起飞，我竟未能与父亲道别。
最后见到的叶群
7月底，团里有一项公务需要我前往东北处理，因而得以顺理成章地放弃了当年的休假。此举既体现了组织的关怀，又免去了另行派遣专人前往的麻烦。
我重返北京，母亲告知，林彪一家正居于北戴河。恰逢那几日，叶群因就医归来，父亲与母亲决定前去看望，我便随行一同前往毛家湾。在与叶群简短寒暄数语后，父亲以工作繁忙为由，礼貌地结束了会面。
母亲与叶群并肩而坐，窃窃私语。从她们的交谈中，我隐约捕捉到了豆豆的婚事。她的未婚夫是军队中的一名医生，叶群有意请母亲了解一下他的学识。
不久，林豆豆偕同一位年轻男子抵达，叶群随即为他们做了介绍。巧合的是，这位青年正是我所在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的所长。外界后来盛传关于“招驸马”、“选美”等传闻，实则他并非所谓的“美男子”，而是一位令人信赖、性格敦厚的普通人。鉴于母亲对医学实践的重视，她便向他请教了一些医学问题，而他给出的答案令叶群及我母亲均甚为满意。
豆豆他们离去之后，母亲便提及，她已经托人从湖南购置了两床精美的湘绣被面，并计划为这对新人定制几套服饰。叶群闻言，得知每床被面的价格已高达三十多元，远超普通缎子被面，她坚决表示要按市场价支付。她提议，婚礼当天的豆豆他们可以身着军装，并只准备两件衬衣，务必将婚事办得简朴节约。
我在八月初踏上东北的征程，处理完事务后，便返回北京享受休假，直至9月7日。
在返程途中途径广州，我停留了两日，并于9月10日顺利归队。
在即将返回部队之际，我负责将母亲托付的北方水果分送给军区首长。在与军区政委任思忠的短暂交谈中，他提到部队对你的表现给予了肯定，并询问你是否愿意转向政治工作领域。我表达了自己更愿意留在连队的意愿，若非如此，也希望能在机关继续从事基层干部工作。任政委听后微笑着表示，基层干部的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。然而，你父亲希望你掌握真才实学，因此师部决定将你调至三七二团政治处担任宣传股副股长。在此之前，你曾担任过宣传干事，并有作品在《战士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，具备一定的基础。三七二团作为四十二军优秀的一级政治处，其编写的《六十个怎么办？》连队思想工作手册得到了林总的高度赞扬。你到任后，应从这些基层思想工作中汲取经验。
抵达广东博罗县三七二团驻地，我完成了报到手续。团政委及政治处主任告知，我们部队的前任老政委任思忠对团政治处始终关怀备至。他们提及，在我抵达之前，老政委还特别交代，要求团内继续传承并弘扬政治工作紧密联系实际的光荣传统。
我所传递的这番话，被师团误认为是军区首长的“指示”，遂即刻予以布置并执行。初入新单位，我的过往便迅速为人所知，这让我倍感焦虑，甚至有些羞愧，心想唯有更加勤奋地工作方能弥补。
晴天霹雳
1971年国庆节假期落幕不久，团政委突然召见我，与我以往被通讯员传唤的情形不同，这次是保卫股长“随意”地前来传唤。政委语气庄重地宣布，上级已经决定派遣我前往广州深造。我回应说需要回家稍作准备，但他却告诉我无需多余步骤，即刻启程。我注意到，保卫股长及两名从连队挑选出来的干部已经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，保卫股长通过眼神暗示我不可再提问，随后引领我登上门口停放的一辆吉普车。我坐在后排，两侧各有一位干部紧挨着我。抵达广州后，我们入住军区附近中山二路一个院落的小楼中，门前设有双岗哨兵，楼门口则有内卫岗位，这显示出特别加强的警卫措施。之后，陆续有更多人被押送至此，其中包括黄永胜的两个儿子，以及几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年轻人。
片刻之后，一位干部步入我们中间，开始宣读一份文件。这份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由中共中央发布的《通知》，其内容简洁，仅有一句话：
“考虑到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四位同志深度卷入林、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中，情况严重，难以继续履行当前职务，故已决定暂停他们的职务，并要求他们进行深刻反省，全面交代问题。”
听闻此言，我顿时头脑一阵轰鸣，周身热度骤升……我难以置信，不过是9月7日才离家，竟然才过去短短数日……
我的居所，其面积堪比一间教室，内部布置了三张床铺。其中两张床并排放置，而第三张床与它们之间留有二十公分的间隙，足够人下床行走。我占据了中间那张床，而两侧则是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，这样的安排甚至比监狱中的囚犯还要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。
自此，日复一日，我们的生活被“学习”所占据。原本是对“林陈反党集团”的揭露与批判，却不知为何演变成了对我们个人的批斗，要求我们交代所知的“政变”阴谋。恰逢我在8、9月间身处北京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审查的重点。办案人员紧追不舍，逼我交待揭发。我将所能回忆起的全部说了出来，然而他们并不满意，不时发出凶狠的言语，仿佛将我视为“同党”，暗示我将面临严厉的惩处。
文件上不是写着“停职反省”吗？如果父母还活着，得知我已离世，该是多么悲痛！再大的屈辱和折磨，我也要咬牙承受，活下去！
“要懂事，要小心，好好照顾自己！”这位出自红军的老阿姨的话语，让我眼眶湿润，我强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生怕被人察觉。
首长陪同李先念步入会场，他开场便说道：“总理原本预定莅临，却因紧急事务匆忙返回北京，故派遣我来此与大家交流。”随后，他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：“我们应摒弃偏见，对待所有人公平公正。”接着，他发表了一席讲话，仿佛对“九一三”事件的真相已了如指掌。他提及：“邱会作曾在自己的汽车后备厢中藏有冲锋枪，意图行刺……”言及此处，在场所有认识我的人纷纷将目光聚焦于我……这一刻的冲击，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。
岁月流转，十年之后，我向父亲提起那段往事。他似乎并不在意，反问道：“真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吗？”他提起与先念的关系，无论是职场还是私交，都颇为深厚，但现在他正努力保持距离，言语间不免带有官方色彩。至于所谓的“二月逆流”，他是最先摆脱困境的一批人之一，事后对他人也毫不留情地发表了一些严厉的评论。
在会议的尾声，学习班庄严宣布：“本着周总理的教诲，本次学习之旅至此画上句点。各位同仁请各自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，恢复日常的职责，务必保持心态的轻松与悠然。”
次日，我重返了部队。团政委向我传达了部队已深刻领悟周总理指示精神的消息，并叮嘱我安心投入工作。话音刚落，他递给我两封显得有些破损的信件，这些信件翻阅过的痕迹清晰可见，出自九月二十四日，是母亲和兄长所写。通常家书最快五天就能送达，然而这次却延误了一个月才到我手中。兄长在信中以隐晦的暗语写道：“林中火势蔓延，殃及池鱼……”而母亲则用安慰的语调劝我：“放宽心态，切勿陷入绝境。”这两封信是在他们被拘禁之前所写，我至今依然珍藏着它们。
重返政治处后，同事们对我并无明显的偏见，但无论我行至何方，总有人窃窃私语。于是，我向团部递交了申请，希望能调往农场劳动。不久，政治处主任告知我，我的申请已上报上级，遗憾的是，上级领导认为此举有悖于周总理的指示。他建议，既然我在工作中遭遇了困境，不妨承担起文化工作，若愿意，亦可参与思想教育工作。我灵机一动，表示愿意投身于宣传教育工作，因为这样我能接触到更多的文件资料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要悄悄地将这些文件抄录下来，相信它们将来必将成为无价的财富。
“这不是给伟大领袖准备的吗？”就在一位干部如此议论时，政委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来，大声斥责道：“谁敢如此放肆？闭紧你的嘴！”
与我并肩前往广州接受审查的，还有我们团里一位年约二十余岁的孙姓炮兵连副连长。自1968年参军以来，他已在军旅生涯中磨砺了多年。在一场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检查中，他凭借精准的射击技巧，用82毫米无后坐力炮射出了出色的成绩。一位首长见状，指着四百米外一棵孤立的树木，指示道：“将其作为敌军‘火力点’予以摧毁。”孙副连长一炮命中，伴随着爆炸的火光，那棵树被拦腰斩断。随后，他便被破格提升为排长和副连长。我实在无法理解，他为何会与“九一三”事件有所牵连。在后来的批斗中，当大家纷纷高喊“划清界限，彻底交代”时，他只是苦涩地一笑。而当他从批斗中解脱，回到部队并恢复原职后，我和他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好友。这时，我才得知，他之所以遭受那样的待遇，是因为他与叶群有亲属关系。
自“九一三”事件之后，林彪与叶群的亲属几乎无一幸免，均遭受了审查。这种基于血统的严密搜捕令人不寒而栗。直至我进入“学习班”，方才了解到自己被指控的“罪状”竟源于我的出身。原来，叶群的胞弟于1936年投身革命，1949年成为解放军师级指挥官，在一场激战中英勇牺牲。其遗孀当时已有身孕，遗腹子出生后，母亲改嫁给了姓孙的干部。母亲从未向孩子透露过这段往事，外界亦鲜有人知晓这个“隐秘”，孩子一直以为继父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中央专案组迅速挖掘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，将他绳之以法。由于无法找到他的任何把柄，便以“政治历史问题”为由，将他处理复员。在我即将离开部队之际，我们偷偷聚了一次。他感叹自己现在的处境既苦闷又尴尬，尽管养父是位军级干部，却无法为儿子提供任何帮助。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单位，但屡遭拒绝，最终在老战友的帮助下，被安排至西北地区某城市成为一名工人。我安慰他说，这已是万幸，至少比我强，他还有家，还有深爱他的父母。而我，却连父母的生死都一无所知……
岁末将至，气温渐降。尽管广东的冬日并不寒冷刺骨，我却突然感到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寒意。家人的音信杳无，出行受限，我仍需维持工作的“常态”，然而心中明白，未来的日子必然充满艰辛。为了抵御严寒，我日复一日地洗着冷水澡，时常进行跑步锻炼，渐渐适应了寒冷的环境。